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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82年8月，赵鑫回到香港。

    办公室的桌上，堆着三个月没拆的信件和杂志。

    威叔帮他收着，用橡皮筋一扎一扎捆好，每一扎上贴着小纸条，写着收到的日期。

    他坐下来，一封一封地拆。

    第一扎是六月的。最上面是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，里面夹着一张照片。

    照片上是永宁镇的老宅地基。

    那片废墟，已经被清理干净了。

    碎砖头、烂木头、杂草，都没了。

    地基上立着一块新碑，青石质地，不高，但看着敦实。

    碑上刻着十六个名字，一行一行，密密麻麻。

    信里说，是周师傅自己出的钱，找人刻的碑。

    刻了三天，他在旁边蹲了三天。

    刻完了，摆了一碗饺子，供了一炷香，就回去了。

    以后每年除夕，他来摆一碗饺子。

    他儿子孙子，以后也会来。

    赵鑫看着那张照片。

    废墟没了，碑立起来了。

    十六个名字整整齐齐，刻在石头上，风吹不走，雨打不掉。

    他看着那碑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那十六个人是怎么死的，碑上没写。

    他们的恐惧，他们的挣扎，他们临死前最后看见的光。

    最后听见的声音，最后喊出的名字，一个字都没有。

    只有名字。

    整整齐齐。

    规规矩矩。

    他想起小时候，镇上也有这样的碑。

    立在祠堂门口，刻着历代先祖的名讳。

    逢年过节，族人烧香磕头，没人问那些名字后面的人，这辈子过得苦不苦，死的时候疼不疼。

    名字刻在石头上，人就变成了一笔一划。

    痛苦被过滤干净，只剩下秩序。

    他看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把照片放在桌上，拿起第二封信。

    是内地一个导演寄来的。

    信里说，他的新片拍完了，送审没过。

    领导说太伤感，不符合时代精神。

    他问了一句：“时代精神是什么？是只有笑，没有哭吗？”

    领导没回答他。

    片子可能要改。

    但会改成什么样子，他还不知道。

    可是他会改的，因为想上映。

    “我改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您一句话。您说，观众需要的，是一个可以暂时相信的东西。我想让观众相信，生活是有希望的，痛苦是会过去的。所以我得改，不能让他们看了更难受。”

    赵鑫把信折好。

    放在照片旁边。

    他想起这个导演，以前给他看过剧本。

    写的是一个老人找失踪的儿子，找了十年，最后找到一座坟。

    剧本最后一场，老人在坟前坐了一夜，天亮时站起来，往回走。

    镜头拉远，荒野里就剩一条细细的路。

    现在这个结尾，大概不会有了。

    观众不需要看见那个老人坐一夜。

    观众只需要知道，他最后站起来，往回走了。

    痛苦被剪掉，只剩下“往前走”的姿态。

    他把信放进抽屉，又拿起第三封。

    是谢晋寄来的。

    信里说，电影局开了一个会，讨论观众流失的问题。

    会上吵得很厉害，有人说观众变了，有人说审查太严。

    吵到最后，有个年轻编剧问了一句话：“咱们现在能让观众信什么？”

    没人答得上来。

    谢晋在信的最后写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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